而实际上，法律概念的逻辑受制于市场社会关系的逻辑，而绝非以主观意志为前提的纯粹规范：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

这与近代对法律功能的一般理解是一致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历来重视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尤其是财产权问题的考察：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社会法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私法的公法化，即维护社会正义必须借助于公权力的力量，让公法介入各种纯粹私人法律关系，遏制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性，实现社会公平和具体平等。这种自我立法，即以有利可图为目的的相互承认的契约，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之义。通过引入法律的合目的性概念，拉德布鲁赫打破了西方法治传统的形式正义教条，将实质正义确立为法治的另一个最高原则，发展出一套具有内涵的正义观，以此推动了西方法哲学的大转变。它实际上证明了，法律的本质和理念并非抽象理性的产物，而是必须适应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些形式特性的统一旨归是法律的正义性，而正义本身只是一个形式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的一体化建构，则吸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和资本主义法律观的深刻批判，引导我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向着以社会正义和人民福祉为最高目的的方向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法哲学思考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批判，而且具有了建构性的实践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现代法治从抽象的形式正义向具体社会正义的转型，导致了社会法成为公法对私法的一种介入形式。近代以来，从革命与建国，到经历了站起来与富起来之后，我们始终处在移植的西方秩序同天下空间相适配的进程当中，而提供这一新动力的则是新旧并存的两种空间秩序观。

（2）在存在意义上，人民代表通过革命拥有的权力先于实证法体系，法律渊源不能只在当下的实证法体系中寻找。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两岸统一从此不再限于大一统的历史意识的延续，而是中国走向世界而必须直面的秩序与空间的现代一般命题。[21] 世界历史上，表述国家这样一种空间秩序单位的语词有polis, politeia, civitas, res publica, regnum,imperium, societas civilis, commonwealth, body politic, state, nation等。这样一来，对于中国来说，要同时兼顾来自两种现代性的抱负和使命，就要找到可同时包容两种观念的新法理。

[1]国家统一是世所瞩目的实践命题，但其背后所具有的一般理论命题特征却较少受到关注。（一）国家统一作为法定义务 如前已述，我国宪法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规定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义务。

台湾的一度沦陷，同大陆一度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都属于连属关系的断裂。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第6条和第7条将两岸之间正在实行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包括两岸之间的三通、文化交流、刑事合作以及两岸之间的协商与谈判等。但是，任何理论都以不偏离真实世界为限。[26] 结合是社会公约的核心内容，是共和国或国家等公共人格的前提条件。

推动两岸协商谈判，必然预设了双方对于共同的历史和语言具有了基本的共识。从目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欧盟的统一进程来看，尤其如此。这种人民观早在圣奥古斯丁的时候就已形成，人民是以对一种正义秩序和利益团契的同意而联合的民众[35]。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案的深刻之处在于，以历史存在的人民观对抗灵知主义的人民观，并不追求意识形态上的短长，而是深化连属关系，促生统一意愿。

（二）交往行为：两岸协商对话 交易行为追求的是个别利益的最大化，本质上不过是忽略了他者存在的独白式理性。[38] 关于大陆一个中国政策表述的演变，参见王英津：两岸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及比较分析，载《台湾研究》2018年第4期，第67-68页。

[4] 赵汀阳引自《道德经》的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观察方法是正确认识事物整体性的方法，故而要以世界观世界，以国际观国际。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二是人民这个秩序符号又需要具有方向引导和整合社会的人民代表，才能实现主权国家与祖国之间的连属化。[66] 在教育上篡改教材，企图切断台湾与祖国的历史文化血脉联系等。而且，20世纪之前的殖民行为，虽然除了文明空间对野蛮空间的占有之外，还包含对野蛮空间的文明改造，如英国在殖民地推行普通法，但这都属于原初现代性。两岸一家亲 引言 海峡两岸分隔已届70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主权是国家的灵魂，同主权相连的是人民意志，但人民主权所能证成的是确定空间的合法性，对于不确定的空间则不然。近代西方的分析方法有其深刻性，却容易导致对事物整体性的认知犯偷换概念的错误。

三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第三种行为的法理尤需阐明。思想史上观察，连属关系是同交易关系和交往关系并列的一种类型，也可称之为一家亲关系。

从自然秩序状态发展为初级文明秩序状态，可参仿法学家哈特的原初规则，将其称之为原初现代性。[44]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企泰、范扬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9-290页。

柔性台独的核心在于去中国化，以图确立所谓的台湾认同、台湾价值，如在政治上炮制所谓台湾共识，虽不承认九二共识，却也不明确否定之。为此，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以下简称《反分裂法》）作为对宪法所规定的统一义务的具体实施。

存在代表是指代表与被代表之间是连属关系。当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席卷了每个民族国家之后，国家内部就生成了空间扩张的二元辩证结构：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这一义务意味着，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不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为，否则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种代表性来自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将各个部分连属为一个整体。

就好比沙土与黏土的区别，用力握住一把沙土，一旦外力没了，沙土就散掉了。人口一般不被认为是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福柯将之上升到生命政治的高度[19]，它其实表达的是生生法则。

[10]在原初现代进程中，殖民与独立是主旋律。[6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二是人民的成长，即鼎革。[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页。

主体理性之外，连属关系理性同样是法律秩序的基础。这种状态必然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秩序状态。[49]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她当时只承认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却不承认九二共识。它不是从自然到文明，而是从旧文明到新文明，从新文明升级到更新的文明。

从人与空间关系上看，契约关系与交往关系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系，这种关系无法适用于空间这种非理性存在。因此，空间是人的家园，天下是最大的人居空间，天下与人的关系是家园关系。

2008年底，在隔绝60年后，两岸海空直航及直接通邮的大三通全面启动，台湾大陆真正迈入一日生活圈。[45]为了克服此种不足，商谈哲学的思想家们，如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从语用哲学中发展出了交往关系理性。

[64] 维护和促进两岸连属关系的内容包括：（1）两岸建立统一的市场，（2）历史文化教育的协同性，（3）海外利益的一体保护，（4）为台湾青年人未来发展创造机会和空间，（5）加强两岸之间的亲情交流，等等。严格来说，市民社会和国际社会既不需要也无法创造身份认同和统一意识，然而，基于交易行为而形成的主体间的经济理性关系虽然无助于塑造认同，却为两岸之间展开交往、深入合作提供了行为动机和物质条件。